之所以称之为纪检监察学的原点理论，是因为没有大党独有难题就不可能有纪检监察学的问世，它是纪检监察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点。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双撤，而严重违反党规国法的行为必然涉及第四种形态的刑事责任惩处，在此之前需要解决不能带着党籍蹲监狱的问题，势必面临双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中，前两个方面分别解决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问题，是一级概念的内生问题，关乎法治领导主体和法治践行主体。
这种趋势也带动了相关立法的修改。其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划分，界限正在日渐模糊，而取而代之的以治理为主线的体系重构，正在刻画出国家安全(治理)法社会治理法公职人员治理法等多层面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甚至国法党规体系框架，这种重构具有明显的解构意义，也是在对原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的体系化升华，是走向良法善治的必经阶段。(二)围绕治理的新范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于2013年被正式提出并被作为治理领域的重要一级概念。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在总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状时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在政治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党领导全国贯彻总体国家安全的终极目的——服务于人民利益，即如2015年《国家安全法》第2章第15条之规定，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无从可仿，须立足本国自身，具有明显的国别性和自足性，注重与德治、自治与智治的融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来分析，同样是为实现从单纯的经济之治到五位一体的全方位之治的目标，这与中国古代所言及天下大治之治的目标异曲同工，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于治的论点基础。在预防型法治模式中，与法律争端事前预防的规范需求相适应，治理性规范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类型。
然而，积极保护则不需要面对和处理上述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其三，风险社会滋生的大量不可归责于个人的新型风险，推动风险预防成为公众所期盼的新型国家职能。 内容提要：随着预防性法律制度和实践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预防已逐渐从新兴法律原则演变为新型法治形态。
以刑法为例，刑法传统的预防功能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近年来，从传统的生产安全、交通运输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危化物品安全等领域，到新型的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正在加速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
公权力之间地位更对等、信息更对称，以权力制约权力是自古至今被广泛采用的控权机制。风险要素包括人、地、物、事、网等。具体而言，在实体制度设计上，应由国家立法对预防性监管的适用条件、行为指向、责任后果作出明确规定，尽可能清晰地划定监管权的权力边界，防止作出简单化的抽象性、概括性授权。经济赔偿是修复法益损害的主要形式。
我国法律越来越强化公安机关等各类行政机关在防控违法犯罪或法益损害上的职责任务。只有将预防性权力适当分解分授给不同的机构，才能形成权力彼此制约监督的格局。明儒丘濬认为：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其一，以制度制约权力。
正是历久弥新的预防性治理传统，使中国的预防型法治呈现出与西方类似实践不同的气质。2.司法救济的前置化司法救济的前置化，是指司法机关在个体法益损害发生或扩大前对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也被称作预防性司法。
但是，要将这一机制适用于预防性权力，应具备两个前提性条件：（1）合理分解和配置预防性权力。只要存在法益损害，就需要有事后救济机制。
对于生产经营主体而言，预防性治理义务产生了额外的非生产性成本，包括运营成本的上升和预期利益的丧失。应对型法治包含有预防性元素。（六）预防性法律责任的扩张化从目标考量和履责方式上看，法律责任可以分为预防性责任与补救性责任。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强调，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原则，将预防矛盾纠纷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程。预防义务应当是常识常情常理所要求的合理预防义务。可以推动实现权力运行风险提前预知预警，促进权力监督从事后纠举问责向事前拦截预防转变。
当代法越来越注重强化家庭及其成员（亲属）的预防性义务，如爱国主义教育、毒品犯罪防范、罪犯教育改造、精神障碍预防等义务，目的就在于推动家庭更好地配合政府和各类组织实施社会治理。在各个法律领域中，预防性责任不仅在规模上呈增长之势，在位序上也被置于更重要位置。
其三，积极保护摆脱了消极保护中受害者必须出场的困境。（一）预防性治理传统预防性治理是中国古典治理传统的精髓之所在。
其二，积极保护破解了消极保护中某些法益损害无法修复的难题。在执法司法上，政法机关等部门改变了以往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苛刻的认定标准，以消解长期困扰社会的扶不扶救不救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风险，激励社会成员依靠个人力量及时有效保护本人或他人法益。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以事前预防法益损害为目标的预防型法治的版图大规模扩张，已成为快速生长的法治新大陆。同时，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预防型法治，还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本土预防性治理传统，是本土传统和风险社会、科技革命交互作用的结果。积极保护优于消极保护之处，不仅在于能够满足当今时代民众对权利保护的更高期待，更重要的是能够破解消极保护面临的诸多难题困境。人类依靠数字科技，可以从已知了解未知、从过来预知未来，迈向预见未来、治理未来、引领未来的新法治时代。
当然，裁判性规范在为裁判者提供裁判标准时，也对当事人如何行为提供了指引，因而兼具行为规范功能。（1）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对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的危险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置。
例如，电信诈骗的实施离不开电信、网络、金融等机构提供的通讯、网络、支付服务，防范电信诈骗就需要由这些服务商承担预防义务。如何适度地设置预防性规制措施，是预防型法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危险驾驶罪作为第一大罪，每年将30万余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势必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预防性责任的位置提前，强化了侵权法的预防性功能。
近年来，针对规划、决策、监管、执法等环节的风险点，我国立法通过加强对相关行为的制度性约束，有效降低了政府自身活动的风险。四是安全类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安全生产法、食品安全法、核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法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二是保护类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而事前预防指向的是无法完全事前预知的未来的复杂行为，只能有限地规定在普遍和抽象的规范中，并且逃脱了审查机构的合法性控制。依据必要性原则，预防性规制应选择损害最小的规制手段。
为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诉讼案件剧增期、信访问题高发期，政法机关提出了诉源治理、警源治理、访源治理等概念，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汉儒贾谊说得很透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预防型法治大规模扩展了法律权力圈、法律义务圈、法律责任圈、违法犯罪圈，重构重塑了法律规制的版图，推动了法律功能定位、法益保护方式、法律规范类型的历史性变革。生命的不可挽回性及终局意义上的不可救济性正是生命高贵的表现之一，也是其高居法律价值金字塔之巅的原因之一。